人口危机

2021-05-23 23:13作者:admin来源:未知>次阅读

最近,生育及养老问题,再次引发广泛关注。低生育及老龄化这两大难题,在未来会越来越突出,将深刻地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演变。

人口危机已是一个世界性问题,但很少人意识到,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欧美日等国存在根本性差异。

如何认识低生育和老龄化问题?中国的低生育成因,与欧美及日本有何不同?中国老龄化的真正挑战是什么?如何解决当前养老金亏空问题?人口危机到底是什么危机?

本文从经济学角度简单探讨中国的人口危机。

本文逻辑

一、低生育与生育成本

二、老龄化与养老保障

三、自由化与人口危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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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低生育与人口危机

低生育与老龄化,几乎是一组相伴而生的问题。

我说个现实的问题。我们在讨论延迟退休的问题,这项政策如果近期渐进式推出,60后男性将“首当其冲”。这群人出生在艰苦的年代,后来经历了生育政策,很多家庭只生了一个孩子,如今正接近退休年龄。他们一些人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就业,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,一部分处于等领养老金的状态。如果延迟退休,他们是最先受到影响的一部分人。

在讨论延迟退休的同时,我们也在讨论开放并鼓励生育。这两项政策结合起来就是,延迟当前60后男性领取养老金,并且鼓励他们的孩子,普遍是80后、90后多生育。现实是,很多80后、90后生一个孩子,都是依靠父母来带。如果父母延迟领养老金,又鼓励他们多生一个孩子,压力可想而知。压力更大的是,有些60后没有养老金,完全靠儿女养老;还有一些60后还要抚养80多岁的老父母。

从中可以看出,中国的人口危机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性问题。

有人说,发达国家生育率也很低,中国开放生育,年轻人也不生。随着经济增长,生育率会逐渐走低,并逐渐维持着一个稳定的水平。这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。但是,这与中国开放生育不矛盾。2020年出生人口锐减到1000万左右,这与80后、90后“独木难支”是分不开的。一切政策的前提是全面开放生育,让生育权回归家庭。

有人说,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口质量,而不是鼓励生育。这其实也不矛盾。多生一个孩子,还是对一孩多投入教育,这完全取决于每个家庭及个人的决策,不是由某个专家或机构能够代劳的。这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。只有让生育自由化,家庭才能在生和育的边际上做出最佳选择。

所以,应对低生育危机的第一步是全面开放生育,消除一切限制生育的政策。

过去几年即便放开二胎,也没能拯救生育率。我们看问题出在哪儿?欧美日国家生育率下降,主要是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支配。简单来说是不想生,不想多生,而不是生不起。在欧美日家庭中,多生的边际效用在递减,但在少生优生上得到效用补偿,如此生育率下降,但人口质量在提高。

如果人口能够从数量到质量平滑过渡,低生育的危机其实并不是危机。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,尤其是伴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,人口数量和质量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动态平衡。不过,目前,欧美日国家都没进入这种动态平衡,人口质量在提升,但生育率低迷。

中国的低生育问题主要在生育成本上,简单来说是生不起,而不是不想生。生育成本高在哪儿?

一是高房价。

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。以深圳当前的房价,即便有房的家庭,生育二孩意味着两房换三房,一个房间10方米来算,也接近100万了。没房的家庭,再生育二孩,购房的压力又增加了。如今深圳推行二手房参考价政策,首付比例增加,中产购房或置换房的难度也增加。

二是教育费用高。

中国城市的房价与教育公共资源捆绑,二者纠缠进一步抬高了生育成本。如果算上学位房,中国的教育成本应该是世界最高的。如果不计算学位房,孩子的培训及培养的成本也很高。要知道,过去十年,一线城市学位房价格和教育培训价格是唯二跑赢货币增速的。一些人提出取消校外培训缓解教育压力,这其实是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之举。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,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教育焦虑是社会焦虑在孩子身上的一种投放。社会公共资源不足、分配不公,以及社会保障不足,导致社会焦虑情绪蔓延到下一代。如此问题不解决,教育焦虑及成本将维持高位。

三是社会保障不足。

如果父母没有积蓄,没有养老金,80后90后需要承担较大的供养负担。现实中,一些家庭将养老的积蓄变成了房款,然后背负房贷。光靠男人一个人赚钱无法支撑一个家庭,女人工作一起养家颇为普遍。而女性进入职场后,往往推迟生育,以避免失业或被竞争淘汰。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险给老人、生育保险给女性、失业保险给失业家庭,以支持他们放心生育、多生育。

所以,应对低生育危机的第二步是降低生育成本,平衡教育资源,大规模地提供社会保障,尤其是保障性住房、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。

第三步才是鼓励生育。

如果做到了以上两步,政府不需要鼓励生育。让生育权回归家庭,让个人自由选择,不限制也不鼓励。但是,中国目前的情况,需要鼓励生育。鼓励生育其实是还限制生育的旧账,也是降低生育成本的有效方法。

否则,对60后家庭来说太不公平。他们当年能生想生不能生,支持了限制生育政策。城里的职工进了国企,拿着低薪,等老了有退休金;农村的进城当了农民工,制造了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的人口红利。如今他们接近退休年龄时,我们在讨论如何延迟退休年龄。如今他们的独生子,多数是80后90后,在城市中担负着高房价,可能用两代人的积蓄买了房子,欠着银行的贷款,然后,我们在讨论,他们的孩子应该多生孩子。

如果康德在世,他定然会说:“人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,人就是目的。”鼓励生育,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本意。提供生育补贴,提供生育保障,目的不是鼓励生育,而是让他们有更多自由的选择,生,或不生,或者其它。

02

老龄化与养老保障

中国已确定“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”。这一政策主要应对的是社保基金亏空扩大化的问题。

延迟退休是国际上应对老龄化的通行政策。比如,深度老龄化的日本,在2001年推行延迟退休政策,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,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。

正在加速老龄化的中国将延退政策作为必选项。目前中国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0周岁,女工人是50周岁,女干部是55周岁。中国似乎还有延退的空间。不过,国际接轨的账不能这么算。中国目前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是73.64岁和79.43岁,而日本达到80.98岁和87.14岁。假如中国的男性退休年龄推迟到与日本持平的65周岁,但是预期寿命相比日本男性少了7岁。这意味着与日本男性相比,中国男性将少拿7年的养老金,平均实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只有8年左右。

这个对比告诉我们,养老政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,需要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,不可盲目参照国际做法。中国的用工保障、养老保障与日本还有差距,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,其它保障也要跟得上。最重要的是,要搞清楚中国养老问题的根源是什么?中国的社保基金为什么不够用?

下面,我使用秦朔朋友圈中发表的《渐近的渐进式退休》中统计的一些数据,并在此对作者贾铭表示感谢。

2019年,中国养老金结余3400多亿,表面上看没有亏损。但是,如果扣除政府的财政补贴1.94万亿,当年养老金亏损达1.6万亿。实际上,中国社保基金从2013年开始入不敷出,财政补贴则逐年扩大以填补窟窿。养老金占社保基金的70%,养老金压力越来越大。

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的《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》做过预测:如果继续执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,到2023年,全国范围内职工养老金即出现资金缺口,到2029年,累积结余将消耗殆尽,到2050年,职工养老金累计缺口占当年GDP的比例将达到91%。

但是,以目前公布的很多宏观数据,与社保基金不足是有冲突的。社科院近期公布的《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》显示,2019年中国社会总资产达1655.6万亿,净财富为675.5万亿元;其中,政府部门净财富达162.8万亿元;居民部门净财富512.6万亿元,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.6万元。

社会、政府及居民都有钱,社保基金累积结余却不够,问题出在哪儿?

如果每个人在劳动年限内所赚取的净财富能够满足自己的养老金,那么养老金应该不存在亏空问题。但是,还可能出现以下几个问题:

一是预期寿命延长。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,是各国延退的主要理由之一,中国也不例外。

二是通货膨胀。养老金贬值,是每个人养老的“杀手”。2003年之前所缴纳的养老金,难以覆盖今天的老年生活成本。这是今天养老金不足的原因之一。

三是养老保障水平提高。比如,日本的养老是建立在高标准的水平之上的。2017年,日本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,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国民年金和厚生金加起来一共超过22万日元,大概相当于1.36万人民币。中国的养老保障水平与日本还有相当的差距,但整体上也有提升。比如近些年更多的医疗项目纳入医保,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有所提升。

但是,以上三点不是主要问题,中国的养老金缺口主要在历史欠账上。换言之,并不是每个人的劳动所得都能够覆盖自己的养老金,有一部分人的养老金是由现在年轻人所缴纳的养老金来提供的,存在“卯吃寅粮”的现象。

中国早期实施计划经济,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制度,国企负责承担职工养老。但是,国企亏损严重,无力支付养老金,一些国企破产或私有化,很多职工下岗,养老的重任甩给了后来建立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。这就形成了一大笔历史欠账。

当然,把责任归咎于这批国企职工其实也是不合理的。当时他们接受低薪工作,以换取养老保障。真正的责任在国企身上,国企应当划拨一大笔资金给国家社会基金,以填补这笔历史欠账。

问题找到了,办法也就有了。当年国企困难重重,抛弃职工养老金重担,由年轻的劳动者顶着,如今国企盈利爆棚,理应重新补上这笔旧账。办法有三:纳税、上缴利润和划拨国资。国企纳税多,但纳税是应尽义务,不在讨论之列。剩下看上缴利润和划拨国资。

2019年国企税收利润高达2.6万亿,但是利润上缴却不足。这一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不到4000亿。

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,国企停止了利润上缴,直到2007年才恢复。当年颁布的政策规定,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从5%到10%不等。后来有所微调,但是上缴比例普遍偏低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,目前中国国企的实际分红率只有16%左右,低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2020年30%的目标,低于国际上市公司30-40%左右的分红率,低于印度、俄罗斯50%左右的分红率,低于欧美国家企业80-90%的分红率。更重要的是,国企上缴的利润,大部分以各种形式返还回去了。

从2017年开始,国务院开始将划拨一些国资充实社保基金。国资划拨给国家社会基金,国家社会基金不会卖出股份套现,而是享受利润分红。目前,划拨的资本总额超过8000亿。但是,与全国233.9万亿(2019年)的国有资产总额相比,已划拨的占比不到千分之四。可见,国资划拨的空间还有很大,按照2017年国有股权(企业)10%的划拨比例,未来国资股份划拨空间还有七八万亿。

所以,全国国企每年两万多亿利润,以及200多万亿国有资产总额,完全可以覆盖目前的社保亏空。有人提出,不能将社保的重任压在国企身上,国企担负着国家使命。

需要搞清楚的是,国企承担社保基金,一是还历史旧账,把困难时期的欠数还上;二是国企承担社会民生是承担真正的国家使命,责无旁贷,实至名归。

另外,与历史旧账一脉相承的是社保双轨制。目前中国在制度上基本消除了养老金双轨制,但是现实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。机关单位、国有企业的职工,尤其是原来编制内的职工,领取的养老金远多于企业退休工人。如果社保双轨制不消除,社保亏空问题会一直存在。

延长退休年龄反而会加重这种趋势。假如延长两年退休,国企职工接近退休年龄基本处于赋闲状态,白白多领两年工资。两年工资多于两年社保,这相当于国家给国企职工多送了福利。但是,私人企业工人到这个年龄不少已失业,只能再苦等两年领社保,晚年生活可能更加艰难不说,还少领了两年社保。

中国的养老问题很复杂,但抓住关键,有以下两个方面:

一是国企担责,包括大幅上缴利润还历史旧账,划拨国资填充社保基金,建立国资、国企承担国家社保基金的制度。

二是彻底消除双轨制,建立公平的社保制度。

解决以上两点,再探索推进延迟退休、建立企业年金等制度。我并不反对延迟退休,只是需要解决更为突出的问题。

03

自由化与人口危机

低生育与老龄化,构成当前的人口危机。本质上,人口危机,表面上是人类繁衍危机,实质上是人类自由危机。

人类的结婚、生育、就业、退休,都是经济行为。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中(假设制度有效),这些行为不会出问题,会出现最优的结果,不会爆发人口危机。反过来,如果选择不自由,人口危机定然出现。

避孕技术普及之前,人类的生育行为是不自由的,无法自主可控的,生育成为了鱼水之欢不可避免的副产品。那时候,一旦天下太平、风和日丽,出生率暴涨,出现人口过剩性危机。后来,即便避孕技术普及了,人们对人口过剩性危机的恐惧依然存在,于是就有了限制生育政策,将“人”消灭在小蝌蚪状态。限制政策干预了生育自由,降低了社会福利,有能力供养的家庭无法多生育,降低了社会整体的人口素质。

所以,人口危机的关键是看生育行为的自由度。生育行为的自由度取决于两点:一是否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;二是否存在市场扭曲,进而提高了生育成本,间接地干扰了生育决策。

我们先看欧美日等国,这些国家目前不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,在制度上保障了生育自由。这些国家是否存在市场扭曲,间接地影响了生育率?肯定存在一些,比如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,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。泡沫危机击穿了众多日本家庭资产负债表,家庭收入下降,负债增加,拖累了生育率。日本的生育率也是泡沫危机后开始大幅下跌。

但是,整体上来说,欧美日还是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,市场扭曲相对较少,对生育自由的干扰相对较少。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社会保障,以降低生育成本,增加生育自由度。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,比如住房保障可以降低高房价的压力。

当然,这里是有争议的。欧美日等国大量的社会保障资金来自超额印钞,大量印钞一方面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,另一方面也在扭曲市场。

综合以上来看,欧美日的人口危机,存在问题,但不是真正的危机,或根本性的危机。

日本生育率低迷的另一面是,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,养老保障水平高,生命质量高,人口素质高,贫富差距小。即便在泡沫危机后,日本经济低迷,但其基础技术积累依然相当雄厚。当前日本人口负增长的情况,未来可能会被生育技术进步所改变。

再看中国的人口危机。中国的低生育和老龄化问题,从数据上看似乎没有欧美日严重。但是从趋势来看,值得我们警惕。更为重要的是,中国的人口危机更为根本。

我们知道,生育行为的自由度取决于生育政策和市场扭曲。中国家庭的生育行为,八九十年代主要受生育政策限制,如今主要受市场扭曲(高房价)干扰。放开二胎后,生育率依然没有持续回升,有些家庭放弃了二胎,主要原因就是第二个因素,高房价抑制了生育。

另外,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足,尤其是对抗高房价的保障性住房,以及与生育直接相关的生育保险严重不足。这相当于放大了高房价对生育行为的扭曲。如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更加充足,父母对下一代的教育焦虑可能会降低一些,生育低成本会下降。

生育非自由化引发的人口危机,是真正的人口危机。

通常,生育率下降的同时,政府、社会及家庭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更少的孩子上,人口素质会提升,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。但是,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,人口数量在下降,老龄化加剧,劳动人口减少,人口素质的提升受制于高房价、高成本。

人口的繁衍促进社会的有效延续。家庭,是人口繁衍的关键部门,也是经济与社会最优演进的支配组织之一。我曾在《家,会消失吗?》介绍过戴蒙德模型。美国经济学家彼得·戴蒙德提出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模型,即只有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。人的寿命是有限的,但是人的预期可以超过生命的长度,家庭代际配置资源才是最优效率的。但是,家庭代际配置资源需要代代延续,这就需要借助于生育。生育多少个孩子,如何教育孩子,投入多少教育资本,都影响着家庭代价资源配置的效率。

反过来说,生育行为受到限制与扭曲,人口的延续不是遵循经济行为,不是一个平滑的曲线,可能形成人口脉冲,也可能形成人口断崖,还可能出现性别比例失调。如此,家庭代价配置效率下降,经济效率下降。生育政策的社会成本落到了独生子女一代,而高房价的压力也落到了这一代人身上。社会延续过程中形成漏斗型的成本挤压,经济进程受阻,社会矛盾涌现。

所以,直接干预生育行为,以及高房价扭曲生育行为,与过度扩张货币一样,会扭曲劳动力的供给以及价格,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,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,更不利于社会最优演进。中国真正的人口危机,不是低生育和老龄化,而是生育行为的扭曲。与之对应的结果是“未富先老”,经济升级与社会延续的最优路径受阻。

人口危机,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自由行为的重要性,以及社会保障的重要性。一些市场扭曲,如土地及货币政策导致的高房价,不仅影响经济增长,还影响人口繁衍。而人口危机是根本性的危机。在人口危机面前,政府的改革或许是缓慢的,但是不得不为之的。毕竟,如果没有人口,再神奇的游戏,最终也只能自娱自乐。

只要人类行为保持充分的自由,加上有效的制度,主要是保障性制度,人类社会的延续不会出现真正的人口危机。

愿人类,安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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